俘虏的产生与战争有着深刻的联系。然而，俘虏这一概念不仅仅局限于在战场上被捉拿的将士，它的含义更为广泛，涵盖了那些投降的敌方将领，甚至是沦为俘虏的家眷和百姓。例如魏明帝曹叡的母亲、文昭甄皇后，曾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，后来随着冀州的平定，她也被曹丕俘获，成为了曹魏的后宫。她作为一名战败将领的妻子，实则也成为了俘虏的一部分，凸显了俘虏的定义远非简单的战场捉拿。
同样，蜀汉时期的李密也有过类似的表述。在晋武帝征召他时，他自称为亡国贱俘，这一句简单的自述，便反映了俘虏这一概念的广泛性。从魏晋时期的俘虏来看，通常通过三种途径产生：捕获、降服和归附。 第一种途径是获——即直接在战斗中被敌方俘虏的情况。魏晋时期的俘虏，最常见的便是通过战争中的获来产生。比如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，曹仁在襄阳被关羽围困，曹操派遣左将军于禁增援，但由于关羽巧妙地利用汉水暴涨，令于禁的三万步骑被全数俘获。这一事件是魏晋时期战场上最为典型的俘虏例子之一。同年，孙权因忌惮关羽的威胁，也开始出兵攻击关羽，吕蒙便成功进攻公安，俘获了将军士仁。再比如，孙吴黄武年间，鄱阳的大帅彭绮起义，攻占了孙吴的城池，周鲂与胡综联手攻打，最终生擒彭绮并将其押送至武昌，周鲂也因此被擢升为昭义校尉。再往后，晋武帝泰始八年（272年），步阐因不满孙吴调遣而投降晋国，最终被陆抗击败，俘虏者被残忍夷三族。这些战场上的俘虏，展示了通过战斗直接俘获敌人的情形，尤为典型。 第二种途径是降——即敌方将领、士兵或民众主动投降。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战局不利时，或者是敌方自愿归顺。当时各政权都非常看重降人，特别是对那些愿意降服的敌方力量，往往会给予特殊的待遇。譬如，魏明帝青龙二年（234年），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，司马懿便派奇兵从后方袭击，斩杀了五百余人，俘虏了千余名敌军士兵，同时也有六百多人投降。诸葛亮采取了安置降兵的策略，将这些降兵定居在夷陵，这不仅为蜀汉增加了兵员，也增强了他们的力量。又如魏齐王嘉平三年（251年），魏将王基和陈泰攻破孙吴，数千口降者纷纷归附。 晋武帝时期，羊祜在平吴之战中采取了怀柔政策，吸引了不少吴国将士投降。例如，吴将夏详和邵颉等人，因羊祜的宽容政策，不仅主动归顺晋国，还带来了大量部队。这种降不仅仅是投降，更是一种双方之间相互拉拢、吸引的手段。通过降人，晋国得到了大量军事资源，也有效削弱了敌国的力量。第三种途径是归——这指的是战败方的国家、地方官员以及百姓在战后选择归顺。这类俘虏通常表现为战败方的臣民和将领主动投降，而他们的归顺往往能为俘获方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。孙权在兼并荆州后，便得到了大量将士的归附，潘濬在归附后被任命为治中，负责参谋军务。晋武帝时，卢谌便是这种归顺的典型。他因永嘉之乱后流亡北方，最后归顺鲜卑段末波。这样的归往往是基于战局的变化，甚至是因为敌国的崩溃，导致原有的统治关系发生改变。罗宪便是这一情况的例证，蜀汉灭亡后，孙吴欲袭击他，但罗宪最终归附曹魏，展现了归的复杂性。 无论是潘濬、卢谌，还是李密这样被称为亡国贱俘的人物，他们的归顺无疑都是被迫的，但却也揭示了俘虏这一词汇的深远含义。它不仅指的是单纯的战场上的捉拿者，还包括那些在国家灭亡后无奈归顺的民众和士兵。此外，战场外也有不少投诚的将领，他们通常会获得较高的待遇。比如晋武帝咸宁二年（276年），吴国京下都督孙楷率众投降晋国，晋封其为车骑将军、丹阳侯，这也为归这一途径增添了更多的层面。 归这一途径，不仅为俘获方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、编户和人才，也为战后政治的重建提供了重要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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